撰文｜戴晶晶
“你认为大语言模型有情感吗？”美国神经科学家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（TerrenceJ.Sejnowski）在接受《知识分子》访问时，突然抛出了这个问题，当时他正在谈论AI与生物智能的差异。
数百万年的演化造就了人类繁复的大脑，而人工智能（AI）只用了几十年，就已经让人们疑惑它是否学会了思考。
78岁的谢诺夫斯基是美国国家科学院、工程院、医学院与艺术与科学学院“四院院士”，也是AI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NeurIPS的主席，他的名字常与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·辛顿（GeoffreyHinton）、约翰·霍普菲尔德（JohnJ.Hopfield）一并被提及。他与前者共同发明了玻尔兹曼机，为深度学习奠定了数学与算法的基础，而后者是他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期间的导师。
作为最有资格谈论AI的人之一，谢诺夫斯基也无法确定AI是否具有情感。因为，长期记忆、物理形态和语言能力依然是大语言模型（LLM）的欠缺之处，他在新书《大语言模型》中，将其比作“缸中之脑”——要实现真正的人工通用自主性（AGA）仍有距离。
谢诺夫斯基这种务实、冷静的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了对AI潜在风险的描述上。和他的老搭档辛顿将AI视作洪水猛兽不同，谢诺夫斯基从AI可能带来的收益出发替它辩护，并呼吁监管和科学界的自律。
面对仍像“黑箱”一般的LLM，谢诺夫斯基指出，前沿的AI研究需要全新的数学工具，而未来神经科学与AI之间的交汇会产生重大突破。
以下为对话实录，文字经过编辑和删节：
《知识分子》：关于人与LLM之间关系的讨论非常多。您在书中提到了一种反向图灵测试（ReverseTuringTest）的概念。您能解释一下吗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在ChatGPT正式发布前，学术界有机会使用这个工具，那时候我看到一篇关于它的文章，是两位认知科学专家对其进行了测试。其中一位专家问了很愚蠢的问题：“伦敦桥第二次被运到撒哈拉沙漠的时间是什么？”ChatGPT给出了一个日期，显得很糟糕。另一位专家则提出了一个结合“心智理论”（TheoryofMind）的微妙问题，涉及一个女孩和她男友的故事，需要理解他人的想法来推断结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AI完全理解人类思维中的细微差异。
我自己也开始使用它，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这些大语言模型实际上吸收了人类的全部知识和个体风格，比如它可以用海明威的风格写短篇小说，用俳句风格写诗。它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甚至超过了普通人以及顶尖专家。
但问题是，当人类提问时，它怎么知道应该采取哪种个性回答？于是它必须评估提问人，如果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它就会以聪明的方式回答你，因为它是在反射你的智慧。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设，存在这种情况，如果你问的是一些完全偏离主题或愚蠢的问题，它也会陪你玩，因为它认为你在玩游戏。
所以与传统图灵测试不同，传统测试是让人类判断自己是否在与AI交流，而反向图灵测试则是AI根据你的提问方式评估你的智能。顺带一提，“智能（Intelligence）”本身也很难定义，有很多维度，科学家们甚至很难准确界定和理解它。
ChatGPT于2022年11月向公众推出，已经过去三年了，就像一个外星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开始和我们交流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它不是人类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作为脑科学家，您认为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在哪些方面最接近生物智能？又在哪些方面仍然相距甚远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大语言模型具有一些局限性，特别是它们相较于人类的差距。例如，它们缺乏长期记忆。长期记忆对我来说，是指你能记住昨天发生的事，记得一年前的事情，甚至能回想起你小时候的记忆。
只要你在和LLM对话，它就能给出合理的回答，听起来就像是在跟人类交流，似乎它理解你的问题。然而，当对话停止时，LLM就会“空白”掉。没有任何活动，没有任何信息流动。人类可以在黑暗中静坐思考，计划第二天要做的事情，回想前一天发生的事。但LLM并不具备这种内在的自我生成活动，这也是它和人类之间的一个巨大区别。
神经科学正在研究人类大脑如何自我生成活动，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这一点，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为LLM创造类似的内在活动，让它们更接近人类。
这只是众多差距中的一个例子。你认为大语言模型有情感吗？
《知识分子》：我不觉得它们有情感，但它们的行为看起来像有情感。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看起来它们有情感，但你怎么知道呢？问题就在于，它们可能在模拟情感，而并没有真正的体验。另外，现在的LLM没有身体。所有人类和动物都依赖于身体和世界互动，这样大脑才能理解，怎么保持自身的安全、找到食物，亦或是成为社会的有用成员。当然，学界也已经开始探索AI与机器人结合的方法。
语言也很重要。语言远比传递信息要来得要深刻，还包括社会化和行为规范。这就是AI中的“对齐（Alignment）”问题，即我们如何将LLM与文化对齐，使它们避免说出冒犯性、危险性或有偏见的内容。
AI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。它们做的预训练和微调，其实是非常笨的做法，类似于在模型成年后才设定规则，但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教育方式是贯穿一生的，不断通过奖励与惩罚来学习社会行为，这涉及我们大脑中专门处理奖励、惩罚和社交的部分，比如基底节（BasalGanglia）。我们应该借鉴自然界的经验，因为自然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。大脑如何学习与行为对齐，是AI发展可以借鉴的重要方向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家陶哲轩最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过于依赖经验与计算能力，却缺乏理论基础，他认为这会导致成功难以复制，失败也难以解释。您对此有何看法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陶哲轩是一位极其出色的数学家，我很尊敬他。我认为前沿的AI研究需要全新的数学工具。工程师往往是使用已有的数学，而新数学是一个完全不同层面的东西，陶哲轩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我自己正在和另一个菲尔茨奖得主斯坦尼斯拉夫·斯米尔诺夫（StanislavSmirnov）合作，他是高维空间几何学的专家。
历史上很多重大进展都是如此。例如牛顿发明微积分，傅里叶提出傅里叶变换，如今已成为工程学的日常工具。
你可能会说需要等待科学家伟大的想法，事实上有好点子的是工程师。他们从直觉出发，靠试验与反复摸索造出有用的机器，比如蒸汽机。250年前，詹姆斯·瓦特靠实践造出了（改良后）的蒸汽机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对机器产生能量的原理挠头不解，于是才发展出热力学理论。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蒸汽机，还让其效率成倍提高，推动了工业革命。
今天发生的事情与当时类似，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是在放大人类的物理能力，而是放大人类的认知能力。
上世纪80年代，神经网络和学习算法就是在试验和错误中发展起来，我与杰弗里·辛顿合作，约翰·霍普菲尔德是我的论文导师，当时统计、优化等领域的顶尖专家都断言我们做的事永远行不通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函数优化必然陷入无数局部最小值。但事实证明，在高维空间中，大多数点是“鞍点（saddlepoints）”而非局部极小值。现在，我们对为什么梯度下降算法能够奏效有了更深的数学理解，也取得了新的进展。
杰弗里·辛顿选择了走向AI的道路，而在我的领域神经科学，计算神经科学正迎来黄金时期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AI继续进化，就不得不提到超级智能，您的搭档杰弗里·辛顿就对其感到担忧。您的态度似乎比较积极，认为可以找到办法来管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，为什么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创造出可能构成存在性威胁的技术。超级智能的潜在风险是它可能会摧毁我们，这就是所谓的存在性威胁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威胁，核武器。我们已经制造了能摧毁所有生命的武器，不仅仅是炸弹本身，而是它的放射性，能消灭人类，甚至是所有物种。这是非常危险的，但我们还是设法对其进行了监管，设法生存了下来。人类足够聪明，意识到所有国家共同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利益是相互的，大家都能从中受益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针对武器的例子，其威力是得益于全球各国的协作才得以显现的。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不，我们仍然是人类，这一点没有改变。我相信各国最终会得出同样的结论，因为我们都希望生存，不会自毁去摧毁所有人。当然，极端个体存在，但他们的威胁可能比人工智能更大。
关键就在于如何监管它。我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如何监管技术，国际协议是一种方式，但我认为自我监管可能更有效，而这种自我监管应由科学家自身完成，而非政府。
例如，当基因操控技术出现时，重组DNA带来了潜在的生存威胁，因为理论上，我们可能创造出能毁灭所有生物的病毒。但分子生物学家在加州的阿斯利马会议（AsilomarConference）上聚集在一起，制定了实验约束方案。他们提出了三个层级的封闭措施，确保实验不会失控。自那以后，科学界普遍遵守这些规范，这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真正的灾难发生。
我认为AI领域也需要类似的做法。研究者应保证科研不被完全阻碍，同时防止技术朝破坏性方向发展。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一点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威胁通常不是眼下可以预见的，而是技术在投入使用后才显现的意外后果。
举个例子，互联网刚出现时，人们认为它会让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机会，让世界更民主、更美好。但现在社交媒体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，比如信息茧房。技术进步总有风险与收益，我们必须愿意尝试新的东西，同时接受可能出现的问题，这是进步的代价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回到这个行业，科技公司正在开发一些非常有趣的产品，正如您书中提到的音乐生成和医学方面的模型。那么，最近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方向或应用案例，让您感到兴奋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AI应用几乎遍布各个领域，但科学领域可能是受益最大的。我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提到了一个过去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，蛋白质折叠。DeepMind开发的AlphaFold能够依据氨基酸序列，预测蛋白质分子的三维折叠结构。这彻底改变了生物学，药物设计、蛋白功能和进化、突变研究，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AI对医学的影响涉及所有人，包括更好的诊断、更有效的药物。在精神健康领域，焦虑、抑郁等患者非常需要帮助，但现有药物效果有限，心理治疗也难以普及。最近有研究让患者各自接受1小时人类治疗师和1小时AI治疗师的咨询，然后自行选择继续哪一种。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AI，这很出乎意料。原因有很多，首先，预约人类精神科医生往往要等上几周，而AI随时可用；其次，AI的费用更便宜；更重要的是，患者觉得与AI交谈更自在，因为AI不会评判他们，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敏感话题，而人类医生可能会有反应或情绪。
类似的情况在医学中不断出现，医生借助AI也能提高诊断的准确率。我认为，AI不是替代，而是伙伴。医生与AI协作，才能真正让医生更聪明。这种模式不仅在医学，在各行各业也在上演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您提到了心理健康问题，最近《纽约时报》发布了一篇报道，提到有青少年通过ChatGPT而不是人类医生来治疗心理健康问题，但最终自杀。您认为，在涉及这方面问题的时候，使用AI是否会存在风险，我们应该需要更多的介入或者监管措施吗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人工智能确实有很多缺陷，也需要监管，但关键是要监管对的部分。你提到的那篇报道，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“煽动性（RabbleRousing）”案例。在科学研究中，如果只看单一事件，是无法得出普遍结论的。在这个案例中，那个人可能本身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，并不是因为与ChatGPT对话才突然产生自杀的念头。临床抑郁症非常难熬，患者往往无法正常生活，需要很多帮助，AI正在帮助这样的患者。
这类个案让人心痛，但我们必须权衡风险和收益，这对任何药物、疗法上都适用。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数据来系统化分析，仅凭一个人的情况无法得出结论，你不知道背后的原因。新闻往往只报道个别轶事，因为那更吸引眼球，却容易造成误导。
这也是我写书的原因之一，我希望从内部视角解释AI的真实情况，而不是被零散的新闻带偏。
另一个我反复看到的主题是“AI会抢走你的工作”。现实情况是，AI不会直接让你失业，但会让你的工作发生变化。为了保住岗位，你需要学习新技能、学会使用AI，让它成为工具。如果拒绝学习，才可能被时代淘汰。历史上，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多次。新工作不断被创造出来，作为旧工作的新版本，采用了更高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您书中所提到，大型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AI的基础研究当中。您如何评价这一趋势？您是否担心基础研究可能会更多地受到行业逻辑的驱动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当前的时代非常特殊。过去，基础研究主要由政府资助，因为政府愿意支持长期探索；而企业通常关注短期利益，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向投资者交代，时间尺度往往只有几年。
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。像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英伟达这样的巨头公司，凭借巨额利润和成熟的商业模式，开始投入真正长期的研究。他们不仅拥有雄厚的资金，从大学聘请了大量优秀研究人员，还能提供极为强大的算力资源，这对科研人员极具吸引力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资源，让学术界也能参与，比如DeepSeek就是行业开源的领导者之一，帮助原本负担不起的学者研究大语言模型。这非常让人兴奋，因为LLM表现远超预期，但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些模型的运作机理。
目前，大公司内部的研究主要围绕自身的产品迭代，例如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等，而学术界的兴趣在于揭示模型的原理。
只有真正理解其运行机制，我们才能找到更优的方法去改进模型、解决现有问题并让它们更聪明。这需要数学理论，就像物理学家理解宇宙一样，靠建立理论并通过实验检验，而不仅仅是制造更大的机器。
正如我所说的，目前许多AI相关的理论突破反而来自脑科学领域，而不只是工程团队。当然，一些工程师在数学上也很强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一定能触及本质。
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空间，与拥有数十亿乃至数万亿个维度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。要知道，当你在那个层面运用数学知识时，那将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而这就是我们正在探索的领域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AI的能耗问题受到关注，其发展会不会受到能源的制约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和其他技术一样，AI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节能，我可以保证。
自然界早已解决了能耗问题，人类大脑只需约20瓦功率，却能高效运算。这得益于神经元本身的结构被高度优化，使计算效率极高。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原理设计芯片。
目前已经有神经形态芯片采用模拟处理（AnalogProcessing），而非传统的数字处理。数字计算虽然功能强大，但能耗很高，而模拟芯片能在毫瓦级功耗下运行。这样的技术已经存在，只需要针对产品进行专门化，就可以应用于各种边缘设备，比如手机。很快，还会出现一整系列低功耗的AI眼镜，也将采用这种技术。总之，未来的趋势就是神经形态工程，它将让AI在能源效率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AI的热潮正在持续，NeurIPS会议是不是更加炙手可热了？能否分享一些有意思的观察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NeurIPS最初于1987年创办，是神经网络领域的学术会议，如今已经走过了近38年。
神经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欢迎，因为它为AI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传统逻辑和符号推理的新思路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各类机器学习算法不断涌现，NeurIPS逐渐发展成机器学习领域最重要的会议，大约10年前更是成为AI的顶级盛会。这种转变每年都在发生，新的思想、新的解题方式层出不穷，但这个会议始终是AI的魔法之源（MagicSource）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最近几年，提交给NeurIPS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，一些年轻科学家对论文接收的结果产生焦虑，大量论文提交，会影响NeurIPS的接收率吗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过去十年来，NeurIPS的论文接收率一直相对稳定，大约维持在20%左右，我预计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。上一届在温哥华举行的会议共有1.6万人现场参会，这个规模已经受到会展中心容量的限制，最后甚至不得不通过抽签决定部分参会名额，可见热度之高。
NeurIPS的接收率确实不高，但这恰恰体现了会议的重要性和所展示研究的高水准。这20%的比例适用于所有投稿者，不分国别。我自己也经常向NeurIPS投稿，并不会受到特别的优待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您觉得评审过程压力更大了吗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评审最大的挑战是找到足够的评审人。如果有4000篇投稿，每篇3次评审，意味着1.2万次的评审总量，而我们不可能让同一个人评太多篇。虽然整个领域在扩展，但新增的主要是年轻研究者。
因此，我们现在也在思考如何评估评审的质量，确保每份意见都可靠。会议的评审流程其实非常严格，作者在收到评审意见后，还有“rebuttal”环节，可以对问题和误解做出解释，与评审形成双向交流。这个机制不仅有助于作者，也让评审者本身在对话中获得新的理解和成长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您会担心论文内容会变得同质化（Homogenous）吗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在任何学术会议上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一旦有新的主题、算法或者方法被提出，那么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很多论文都会围绕它们展开探索，因此在这个层面上，某些研究表现出来是同质化的。
NeurIPS早期几乎全是神经网络的论文，但这些研究来自统计学、数学、计算机科学、神经科学、认知科学、机器视觉、语音识别、语言等各个科学领域。这种跨学科的多样性一直延续至今，也是NeurIPS会议的一大优势。
过去，支持向量机（SVM）、图模型、贝叶斯网络等都曾风靡一时，如今神经网络又重新成为焦点，这也是一个颇为有趣且令人欣慰的趋势。
神经网络模型受到大脑结构的启发，由大量小型处理单元组成，彼此高度连接，通过数据学习权重。当然，这只是对人脑的粗略模拟，毕竟人脑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，远比这些模型复杂。
但正因如此，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正在反过来影响下一代神经网络的设计，而AI的发展也为理解大脑提供了新的视角，我的研究正位于这一名为“NeuroArray”的全新领域。我相信，未来神经科学与AI之间的交汇会产生重大突破。
《知识分子》：最后一个问题，您还有什么信息或者想法希望传达？
特伦斯·谢诺夫斯基：2018年，我在中国进行我第一本书《深度学习》的巡回演讲时，一位观众问我，在所有的AI应用中，哪一个会是“杀手级应用（KillerAPP）”。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但我随后意识到，最重要的应用将是教育。
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与一个了解孩子的优秀教育者，进行一对一的互动。这种方式非常昂贵，只有少数人能承担得起。大多数学校的班级里都有20个以上的学生，而学生们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各不相同。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一个AI导师，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教育内容，那将极大地助益每个孩子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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