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签证能挡子弹吗？”
悉尼邦迪湾的十岁女孩玛蒂尔达刚被埋进土里，阿尔巴内塞就甩出一份“反犹大礼包”，动作快得像是连夜补作业的学生。
他把话扔在镜头前：谁散播仇恨，就取消谁签证；谁在网上喷犹太人，就加刑期；谁在学校敢对犹太同学翻白眼，工作组直接冲进校长室。听起来像游戏更新补丁，一键屏蔽“坏人”。
可补丁打得太晚。从去年十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算起，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外墙被喷了七次纳粹标志，悉尼的犹太老人出门买面包被当街骂“滚回以色列”，警察到场时，肇事者早溜了。社区群里天天有人问：到底要等死几个孩子，政府才肯挪屁股？
这回总理把锅全端上桌。新法把“鼓动仇恨”的刑期往上拔，网络威胁也算加重情节，黑名单直接甩给移民官，签证官手握生杀大权，看一眼社交媒体就能把人挡在境外。教育口更绝，贡斯基老爷子被拖出来再就业，带一年工作组，任务只有一句：让校园别再出下一个玛蒂尔达。
听起来解气，可细品全是缝缝补补。去年就有人喊要收紧签证，移民局说程序正义不能跳；今年出了血，程序立马能跳了。去年犹太学校申请装防弹玻璃，教育部说预算紧张；今年预算突然松了，松得像是有人按了快进键。
更尴尬的是，法条写得越狠，现实越露怯。煽动者多数拿澳洲护照，出生证上就写着英语，签证大棒打不到他们。网络定罪要平台交数据，脸书慢吞吞回一句“用户隐私”，案子就卡半年。黑名单更玄，名字写上去，人家转头换号，继续开直播骂街。
阿尔巴内塞被记者堵在教堂门口，问他早干嘛去了。他憋出一句“永远可以做得更多”，听起来像外卖迟到半小时后店家说“下次给你多放两根葱”。私下他去玛蒂尔达家坐过十分钟，可社区要的不是总理的同情，是放学路上别再出现拿刀的人。
犹太老人伊莱对记者说，他不怕法律轻，怕的是警察懒。上周他报案说邻居冲他比纳粹手势，警察来了记完笔录就走，至今没下文。新法再狠，流程照旧：报案、排队、等检察官心情。老人把监控录像存在手机里，每天翻出来看一遍，怕自己哪天忘了，证据就失效。
校园端也没那么乐观。贡斯基上次搞教改，把全国课程砍得老师直挠头，这回又要加“反犹必修课”。老师问课时从哪挤，答：自己想办法。犹太私校校长直接摊手，他们早就把大屠杀历史讲三遍了，可学生回家刷短视频，照样刷到“犹太人控制银行”的段子。
网络这块更像个气球。专员格兰特说要“清理仇恨内容”，可平台算法只认流量，骂犹太人的视频十万加点赞，删了等于砍自己钱。专员只能劝企业“自律”，企业回头递上一份季报：删帖越多，广告商越跑。政府不敢硬逼，怕真把平台逼到搬家，税收跟着飞走。
最难受的是移民社区。阿拉伯裔学生哈桑说，他支持巴勒斯坦，可从没动过犹太人一根指头，现在走路也被盯。新法一出，老师看他眼神都变，好像他随时会从书包掏炸弹。哈桑的妈妈担心，下次签证续签会不会因为转发了一条加沙新闻就被拒。恐惧像流感，从一端传到另一端，谁都没被治愈。
阿尔巴内塞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“团结”，可现场座位本身就分了区：左边犹太领袖，右边穆斯林代表，中间隔着三米过道，像一条看不见的战壕。总理的话飘在空中，没人点头，也没人摇头，大家只是拍照、发推、继续各说各话。
数据也出来打脸。过去十二个月，反犹案件涨了三成，反穆斯林案件也没落下，同步涨。仇恨像跷跷板，按下这头，那头翘起。政府只盯一边，板子就永远歪。
夜里，悉尼犹太教堂门口多了一辆警车，灯闪个不停，值夜班的警察打哈欠。路过的小年轻举着手机拍视频，配音乐发抖音，配文“深夜大片”。警车成了背景板，真正的主角是手机屏里那张被滤镜磨皮的脸。
玛蒂尔达的妈妈在葬礼后关掉社交账号，她说不想再看任何声明、任何法条，她只想知道如果明年女儿应该十一岁，生日蛋糕该买多大。这个问题，没人能立法回答。
新法落地那天，墨尔本一个犹太面包房门口被人丢死老鼠，老板把照片发到群里，四十分钟后警察才到。老板苦笑着说，看来法条跑不过老鼠。
阿尔巴内塞的民调反弹了三个点，媒体说他“终于硬起来”。可三个百分点填不回一个十岁的空座位。
签证官开始加班，社交媒体关键词列表拉长一倍，每天新增五百个拒签案，看上去像战绩。被拒的人转头去申诉，申诉堆成山，山那头还有新的飞机落地，新的仇恨生根。
校园工作组出了第一版指南，建议老师上课前先放五分钟受害者证词视频。试行学校反馈：学生看完更沉默，沉默到下课铃响才喘大气。指南还在改，改到第几版没人知道。
贡斯基接受电台采访，主持人问他到底多久能见效，他憋了五秒说“一年后再看”。电台切进广告，广告里卖的是防弹书包，广告语说“轻如羽毛，硬如钢板”。
犹太社区有人开始练射击，报名表格写“自卫”，枪店生意涨了两成。教练说别急着把靶纸贴人脸，先练呼吸，可学员眼里全是火。
阿拉伯社区也在练，练的是手机拍照取证，一旦感觉被歧视先录音。两边一起武装，一起警惕，一起把对方想象成下一秒的对手。
阿尔巴内塞在国会喊“够了”，可国会议员自己也在互骂，骂词直播出去，弹幕飘满“双标”。直播结束，议员们一起去酒吧喝酒，酒单上印着他们刚通过的法案，酒名就叫“团结”。
夜深，新闻灯灭，街角涂鸦被市政刷白，第二天又被人画上纳粹符号，再刷再画，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抢地盘游戏。白漆和黑漆交替，谁也不肯先停手。
十岁的孩子再也长不大，法案却年年可以打补丁。补丁叠补丁，衣服还是那件破衣服，只是越来越重，重到穿的人喘不过气。
总理说责任他扛，可责任不是背包，说扛就能扛，它更像幽灵，飘在教堂、校园、网络、酒吧，飘在每一次迟到的出警和每一次提前的骂声里。
新法生效第一晚，悉尼港的跨年烟花照常彩排，火光照亮海面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岸上有人举标语“永远铭记”，有人举“自由巴勒斯坦”，保安把两队人隔开，隔出中间五米真空。烟花炸响，真空里只有回声。
法案、签证、工作组、黑名单，所有工具都摆上桌，可工具不会自己干活，得靠人。人要是累、怕、烦，工具就生锈。锈迹一旦留下，擦起来比流血还疼。
天亮，面包房继续开门，老板把死老鼠照片删掉，换成新出炉的辫子面包照片，配文“生活继续”。评论区有人喊“活该”，有人喊“坚强”，老板关掉通知，埋头揉面。面团发酵，胀到两倍大，像憋了一夜的闷气，一刀割下去，噗嗤放气，才能进炉。
政府也等着放气。新法只是割那一刀，能不能烤出香面包，没人敢打包票。烤箱温度、发酵时间、面粉质量，全是变量，变量里夹着下一次冲突、下一个孩子、下一幅涂鸦。
我们能做的，也许只有盯着烤箱窗口，看面包慢慢鼓成金黄，再提醒自己：别走开，一走开就糊。
下一个玛蒂尔达，会不会在放学路上回头对你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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