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“签证能挡子弹吗?”
悉尼邦迪湾的十岁女孩玛蒂尔达刚被埋进土里,阿尔巴内塞就甩出一份“反犹大礼包”,动作快得像是连夜补作业的学生。
他把话扔在镜头前:谁散播仇恨,就取消谁签证;谁在网上喷犹太人,就加刑期;谁在学校敢对犹太同学翻白眼,工作组直接冲进校长室。听起来像游戏更新补丁,一键屏蔽“坏人”。
可补丁打得太晚。从去年十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算起,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外墙被喷了七次纳粹标志,悉尼的犹太老人出门买面包被当街骂“滚回以色列”,警察到场时,肇事者早溜了。社区群里天天有人问:到底要等死几个孩子,政府才肯挪屁股?
这回总理把锅全端上桌。新法把“鼓动仇恨”的刑期往上拔,网络威胁也算加重情节,黑名单直接甩给移民官,签证官手握生杀大权,看一眼社交媒体就能把人挡在境外。教育口更绝,贡斯基老爷子被拖出来再就业,带一年工作组,任务只有一句:让校园别再出下一个玛蒂尔达。
听起来解气,可细品全是缝缝补补。去年就有人喊要收紧签证,移民局说程序正义不能跳;今年出了血,程序立马能跳了。去年犹太学校申请装防弹玻璃,教育部说预算紧张;今年预算突然松了,松得像是有人按了快进键。
更尴尬的是,法条写得越狠,现实越露怯。煽动者多数拿澳洲护照,出生证上就写着英语,签证大棒打不到他们。网络定罪要平台交数据,脸书慢吞吞回一句“用户隐私”,案子就卡半年。黑名单更玄,名字写上去,人家转头换号,继续开直播骂街。
阿尔巴内塞被记者堵在教堂门口,问他早干嘛去了。他憋出一句“永远可以做得更多”,听起来像外卖迟到半小时后店家说“下次给你多放两根葱”。私下他去玛蒂尔达家坐过十分钟,可社区要的不是总理的同情,是放学路上别再出现拿刀的人。
犹太老人伊莱对记者说,他不怕法律轻,怕的是警察懒。上周他报案说邻居冲他比纳粹手势,警察来了记完笔录就走,至今没下文。新法再狠,流程照旧:报案、排队、等检察官心情。老人把监控录像存在手机里,每天翻出来看一遍,怕自己哪天忘了,证据就失效。
校园端也没那么乐观。贡斯基上次搞教改,把全国课程砍得老师直挠头,这回又要加“反犹必修课”。老师问课时从哪挤,答:自己想办法。犹太私校校长直接摊手,他们早就把大屠杀历史讲三遍了,可学生回家刷短视频,照样刷到“犹太人控制银行”的段子。
网络这块更像个气球。专员格兰特说要“清理仇恨内容”,可平台算法只认流量,骂犹太人的视频十万加点赞,删了等于砍自己钱。专员只能劝企业“自律”,企业回头递上一份季报:删帖越多,广告商越跑。政府不敢硬逼,怕真把平台逼到搬家,税收跟着飞走。
最难受的是移民社区。阿拉伯裔学生哈桑说,他支持巴勒斯坦,可从没动过犹太人一根指头,现在走路也被盯。新法一出,老师看他眼神都变,好像他随时会从书包掏炸弹。哈桑的妈妈担心,下次签证续签会不会因为转发了一条加沙新闻就被拒。恐惧像流感,从一端传到另一端,谁都没被治愈。
阿尔巴内塞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“团结”,可现场座位本身就分了区:左边犹太领袖,右边穆斯林代表,中间隔着三米过道,像一条看不见的战壕。总理的话飘在空中,没人点头,也没人摇头,大家只是拍照、发推、继续各说各话。
数据也出来打脸。过去十二个月,反犹案件涨了三成,反穆斯林案件也没落下,同步涨。仇恨像跷跷板,按下这头,那头翘起。政府只盯一边,板子就永远歪。
夜里,悉尼犹太教堂门口多了一辆警车,灯闪个不停,值夜班的警察打哈欠。路过的小年轻举着手机拍视频,配音乐发抖音,配文“深夜大片”。警车成了背景板,真正的主角是手机屏里那张被滤镜磨皮的脸。
玛蒂尔达的妈妈在葬礼后关掉社交账号,她说不想再看任何声明、任何法条,她只想知道如果明年女儿应该十一岁,生日蛋糕该买多大。这个问题,没人能立法回答。
新法落地那天,墨尔本一个犹太面包房门口被人丢死老鼠,老板把照片发到群里,四十分钟后警察才到。老板苦笑着说,看来法条跑不过老鼠。
阿尔巴内塞的民调反弹了三个点,媒体说他“终于硬起来”。可三个百分点填不回一个十岁的空座位。
签证官开始加班,社交媒体关键词列表拉长一倍,每天新增五百个拒签案,看上去像战绩。被拒的人转头去申诉,申诉堆成山,山那头还有新的飞机落地,新的仇恨生根。
校园工作组出了第一版指南,建议老师上课前先放五分钟受害者证词视频。试行学校反馈:学生看完更沉默,沉默到下课铃响才喘大气。指南还在改,改到第几版没人知道。
贡斯基接受电台采访,主持人问他到底多久能见效,他憋了五秒说“一年后再看”。电台切进广告,广告里卖的是防弹书包,广告语说“轻如羽毛,硬如钢板”。
犹太社区有人开始练射击,报名表格写“自卫”,枪店生意涨了两成。教练说别急着把靶纸贴人脸,先练呼吸,可学员眼里全是火。
阿拉伯社区也在练,练的是手机拍照取证,一旦感觉被歧视先录音。两边一起武装,一起警惕,一起把对方想象成下一秒的对手。
阿尔巴内塞在国会喊“够了”,可国会议员自己也在互骂,骂词直播出去,弹幕飘满“双标”。直播结束,议员们一起去酒吧喝酒,酒单上印着他们刚通过的法案,酒名就叫“团结”。
夜深,新闻灯灭,街角涂鸦被市政刷白,第二天又被人画上纳粹符号,再刷再画,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抢地盘游戏。白漆和黑漆交替,谁也不肯先停手。
十岁的孩子再也长不大,法案却年年可以打补丁。补丁叠补丁,衣服还是那件破衣服,只是越来越重,重到穿的人喘不过气。
总理说责任他扛,可责任不是背包,说扛就能扛,它更像幽灵,飘在教堂、校园、网络、酒吧,飘在每一次迟到的出警和每一次提前的骂声里。
新法生效第一晚,悉尼港的跨年烟花照常彩排,火光照亮海面,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岸上有人举标语“永远铭记”,有人举“自由巴勒斯坦”,保安把两队人隔开,隔出中间五米真空。烟花炸响,真空里只有回声。
法案、签证、工作组、黑名单,所有工具都摆上桌,可工具不会自己干活,得靠人。人要是累、怕、烦,工具就生锈。锈迹一旦留下,擦起来比流血还疼。
天亮,面包房继续开门,老板把死老鼠照片删掉,换成新出炉的辫子面包照片,配文“生活继续”。评论区有人喊“活该”,有人喊“坚强”,老板关掉通知,埋头揉面。面团发酵,胀到两倍大,像憋了一夜的闷气,一刀割下去,噗嗤放气,才能进炉。
政府也等着放气。新法只是割那一刀,能不能烤出香面包,没人敢打包票。烤箱温度、发酵时间、面粉质量,全是变量,变量里夹着下一次冲突、下一个孩子、下一幅涂鸦。
我们能做的,也许只有盯着烤箱窗口,看面包慢慢鼓成金黄,再提醒自己:别走开,一走开就糊。
下一个玛蒂尔达,会不会在放学路上回头对你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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